■馬 玉 川

傈僳族祭天儀式。 李貴明 攝

三、傅懋勣的納西語研究

（接5月13日四版） 傅懋勣（1911-1988），語言學家。山東省聊城人。1939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組。1948年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語言學，1950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51年起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先后任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民族語文》雜志主編，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會長等職務。

傅懋勣大學畢業(yè)后，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當時北京大學已南遷昆明，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組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師從羅常培、李方桂兩位教授，后因生活所迫，經(jīng)羅常培教授介紹，到剛從武漢遷到大理喜洲的華中大學任語文講師。期間，他認識了當時就讀于中央政治學校大理分校的維西籍納西族學生王燦，在與王燦的交流中，他對納西族語言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根據(jù)王燦的發(fā)音和自己的考察，撰寫了《維西麼些語研究》（語音部分刊載于《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4期、語法部分刊載于《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2卷）、《維西麼些語詞匯》（刊載于《中國文化研究所匯刊》1943年第3卷）?！毒S西麼些語研究》和《維西麼些語詞匯》是作者根據(jù)自己的調(diào)查結(jié)果寫成的我國較早的一部研究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專著。

《維西麼些語研究》中，作者介紹了調(diào)查的范圍和發(fā)音人的情況，“我所調(diào)查的是維西的麼些方言……我的發(fā)音人王燦君，是城東南十五里君仁大村的土著，現(xiàn)肄業(yè)于中央政治學校大理分校師范班，他能說一口非常流利的麼些語。據(jù)他說，他和麗江的麼些談話，完全用自己的麼些話，彼此并無阻礙，可見維西和麗江這兩個地方的麼些方言，還沒有差別到彼此不能了解的程度?！薄啊鯛N君發(fā)音勤謹，毫不厭倦，都使我非常感謝。”文中，還附了王燦的半身照片一張，發(fā)音口型照片兩張。維西“城東南十五里的君仁大村”史書上又稱居仁大村，即為如今的橋頭大村，因此，該著作中所記錄的維西納西族的語言、詞匯等應當是以橋頭大村一帶的納西語為基礎的。

在語音部分，他認為“維西麼些語的音韻系統(tǒng)，相當復雜，據(jù)我歸納的結(jié)果，共有四十七個聲母，二十五韻母，五個音調(diào)。”他用國際音標記錄并深入細致地描述了維西納西語的音位系統(tǒng)。語法部分詳盡地描述了納西語的語法系統(tǒng)。按照作者的說法，第一節(jié)“句的構(gòu)造”，“敘述維西麼些話里有幾個詞類，這些詞類用在一塊的次序怎么樣；一個句子可以分為幾種成分，這些成分彼此間以及單個的詞或一組詞和這些成分間的關系怎么樣?！钡诙?jié)“語法形式的功能”，“所分的兩項，代表兩個觀點。（一）可以說是從內(nèi)向外的看法，目的在表明在這種語言里除了詞類意外，還有哪些重要的語法范疇，哪些詞類有哪些范疇，哪些范疇怎樣構(gòu)成；（二）可以說是從外向內(nèi)的看法，目的在表明一共有多少語法形式，每個語法形式一共有多少功用；兩項合起來，可以把維西麼些話的語法形式表現(xiàn)得更清楚些?！钡谌?jié)“詞類”，“是關于詞類的詳細探討，為什么分這些詞類，每個詞類的情形怎么樣，以及各詞類間所發(fā)生的關系怎么樣，都在這一節(jié)里討論。”《維西麼些語詞匯》則像一部納西語詞典，按音序（據(jù)聲母、韻母）列出納西語的詞匯表，每個詞后用漢語釋義，并注明借詞及類別詞。

在維西開展的納西語研究，為傅懋勣進一步開展納西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后，他相繼開展了納西族象形文字和納西族社會學研究，主要著作有《麗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納西族圖畫文字〈白蝙蝠取經(jīng)記〉研究》和《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家庭和親屬稱謂》等，在《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家庭和親屬稱謂》一文中，他還就維西、麗江和永寧三地納西語中的親屬稱謂進行過比較研究。

四、楊時逢、董同和、丁聲樹等人的維西漢語方言研究

楊時逢， 1903年生，1926年南京金陵大學畢業(yè)。曾先后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至研究員等，1949年遷臺灣。著作有《湖北方言調(diào)查報告》（與趙元任、丁聲樹、吳宗濟、董同和合著）、《臺灣桃園客家方言》、《云南方言調(diào)查報告》、《湖南方言調(diào)查報告》、《四川方言調(diào)查報告》等。

丁聲樹（1909-1989），河南鄧州人，語言學家，詞典編纂專家。1932年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任助理員、編輯員、副研究員。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曾主持編寫《現(xiàn)代漢語詞典》、《昌黎方言志》，編錄《古今字音對照手冊》，與他人合著有《湖北方言調(diào)查報告》、《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等。

董同和（1911-1963），音韻學家。江蘇如皋人，生于云南昆明。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1936年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先后師從王力、李方桂學習音韻學，是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助手。1949年遷臺灣。著有《中國語音史》、《廈門方言的音韻》、《4個閩南方言》等。

194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楊時逢、董同和、丁聲樹等人對云南漢語方言進行了全面調(diào)查，調(diào)查點遍布全省，收集到的資料十分豐富，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調(diào)查時段內(nèi)云南省內(nèi)各地漢語方言的特征。調(diào)查結(jié)束后不久，新中國成立，南京“國民政府”敗退臺灣，這些調(diào)查材料也隨“中央研究院”遷臺而帶到臺灣，后經(jīng)楊時逢整理，趙元任審閱,于1969年在臺灣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迨对颇戏窖哉{(diào)查報告(漢語部分)》”出版。該《報告》在分地報告中對各調(diào)査點的語音特點都做了詳細的調(diào)查記錄，主要通過聲韻調(diào)表、聲韻調(diào)描寫、與古音比較、同音字表、音韻特點幾個部分來描寫分析各地方言語音的聲母、韻母和聲調(diào)特點。在《綜合材料》部分，一是以狐假虎威的故事作為發(fā)音文本，用國際音標分別記錄了全省101個縣的發(fā)音（當然也包含維西的發(fā)音）。二是以列表的方式，用漢字標注或國際音標記音的方式分別記錄了全省101個縣對“我”、“你”、“他”、“的”、“現(xiàn)在”等50個常用詞的讀法?！对颇咸攸c及概況》分為分析特點表和分區(qū)概說兩個部分。最后為云南方言地圖，共64幅。

這次方言調(diào)查在維西選取的調(diào)查點為橋頭、葉枝兩地，發(fā)音人為葉枝（書中記為葉子村）人，以序號記錄為“80，23歲，公務員，中學畢業(yè)，幼兒時在本地讀小學，教師方言為本地話，住過貢山一年、德欽一年、昆明半年余。”語言分析方式與其他分地報告一致。

楊時逢、董同和、丁聲樹等人在維西開展?jié)h語方言研究時，維西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漢語方言受普通話及其它地區(qū)方言影響較小，因而，該文記錄了以葉枝為范本的維西漢語方言的最本真、最原始的特征，對于進一步研究維西漢語方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比如，在聲韻調(diào)描寫部分，調(diào)查者認為“維西有二十三個聲母，依照發(fā)音部位分為p、 t、 ts 、t? 、t?、k、o七組”，（“o”表示無輔音聲母，代表元音或半元音起音），其中“p組有p，p‘，m，f，v。ｐ，p’，m都很硬性，p‘送氣很粗重，m后帶濁塞，f，v摩擦也較強”；“i近標準元音i，在t?組后很緊，摩擦也很強，在ｐ，ｔ組后略松”；在同音字表中，“思師獅斯”、“士事四似侍寺”是聲母為“s”的同音字，等等。

由于這次調(diào)查選取的調(diào)查點相對單一，發(fā)音人“每縣找兩個”，而灌制唱片進行記音的僅為一人，該報告在維西方言特點的總結(jié)上，亦有不足之處，比如，維西方言中[f]、[x]（注：[x]為拼音字母h的音標）兩聲母在與韻母[u]相拼時均讀作[f]，如“老虎、門戶、在乎、糊涂、符號、衣服”等等，但在《調(diào)查報告》的同音字表中將“符扶拂服?！?、“府腐”、“附婦父負”和“胡狐忽”“虎”“戶斛”分別列為[f]、[x]兩個聲母與[u]相拼構(gòu)成的音節(jié)。又如，“物無武務”和“烏吳屋握五午”等字維西方言聲母均為[v]，但在《調(diào)查報告》中，“物無武務”的聲母為[v]，“烏吳屋握五午”等字則列為無輔音聲母的音節(jié)。如此等等。這就需要后來的研究者不斷加以完善了。

令人感嘆的是，調(diào)查完成后，三位調(diào)查者被海峽阻隔，董同和先生也于1963過世，文稿的最終定稿只能由楊時逢先生獨自完成。楊先生在《自序》中寫道“我在這里深深的表示感念丁聲樹、董同和兩位先生，就可惜丁先生交通阻絕，董先生已作古，看不見這完成的報告了……本書在今日完成，我不能不追感他們兩位?！睏钕壬犯械牟粌H僅是其他兩位與他風雨同舟而又天各一方的調(diào)查者，還應當有自己永遠無法回望的云南一百多個縣的山山水水……

如今，當年的研究者，最年輕的張正東先生離開維西也已經(jīng)七十多年了。翻閱這些文獻，我感嘆于他們吃苦耐勞的奉獻精神。當年的維西，沒有一寸公路，學者們不僅要克服生活的困難、語言上的不便，還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正如陶云逵先生所言，“從昆明去三日汽車到下關，改騎馬，五日到麗江，再六日可以到維西?！闭窃谶@樣的環(huán)境中，他們與當?shù)匕傩胀酝?，同歌同舞，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往前線栗灑地、普溝淪一帶觀戰(zhàn)”，“燒仍未退，勉力而行，四十里，抵親尊，宿居棚中燒轉(zhuǎn)劇?！薄坝?，燒略減，冒雨而行?！闭窃谶@樣的條件下，他們寫就了一篇篇關于邊地的文章，向外界介紹了維西當時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狀況，介紹了這里的民族、這里的文化、這里的風情，給許許多多的后來者提供了與前人對話的機會和空間。我感嘆于他們嚴謹求實的治學態(tài)度。學者們所撰寫的每一篇文稿，都凝聚著他們的心血，每一個細節(jié)都經(jīng)過了反復的推敲。親歷的事件、別人的成果都做出具體的說明，體現(xiàn)了文稿的真實性和對別人成果的尊重。如，陶云逵在《俅江紀程》中寫道“午后巫師來，請其‘作法’，并詢其傳授之法，法術種類及其他相關問題，攝影?！痹诮榻B葉枝等地的海拔時，寫道“葉枝，茨宗，白漢羅，打拉，次開五處的地高是由靜生生物調(diào)查所俞季川先生（注：后改名俞德浚，著名薔薇科植物分類專家，曾在麗江、維西、德欽等地開展植物學調(diào)查）供給，余地地高記錄都是我個人的”。在確定考察線路時，他也盡量避開前人的考察線路，另辟新路。張正東先生的調(diào)查報告小到一句傈僳語的注解，大到傈僳族賦稅的承擔，都盡可能作出詳細而又嚴謹?shù)臄⑹?。當然，文章的不足之處，作者也有正確的認識，正如他們自己所言，“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包羅萬象的，本文中自有不少遺漏，希望以后能有機會補充和修正，同時也竭誠希望讀者的指教?！薄斑@種分析與歸納，只能以我已經(jīng)得到的材料為限，也只能算是我個人的一種看法?！薄胺彩鞘芡饴酚绊懱嗟?，他的讀音總不一致，常常遇字躊躇。反之，鄉(xiāng)音純粹者，遇字毫不猶疑的就讀出來……在各種記錄或灌制材料當中，還是慢慢問的字音或詞類最靠得住?！蔽疫€感嘆于他們學術報國的家國情懷。在中華民族抵抗外敵侵略的關鍵時期，學者們抱著學術報國的遠大理想,不畏山高路險，深入邊疆，深入各少數(shù)民族同胞之間，學習他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習俗，推介他們的文化，探索邊疆治理的新途徑。有的還親自參加邊地服務工作，為當?shù)匚幕逃聵I(yè)的發(fā)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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